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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嘀嘀嗒”:中共地下電臺誕生記
2018年08月13日 11:54  來源:《解放日報》

  “同志們,永別了,我想念你們!”

  國民黨軍警破門而入,“噔噔蹬”沖向小閣樓。在“嘀嘀嗒嗒”聲中,李俠發出這最后一組電碼。電影《永不消逝的電波》,樹立了一代中共地下報務員的形象。

  臨近解放,遭敵破壞的中共上海地下電臺,一部是張唯一領導、負責與黨中央聯系的李白電臺,1948年11月,李白犧牲。另一部是秦鴻鈞電臺,先后由劉長勝和張承宗領導、對接中共華東局。后為長期隱蔽和安全考慮,上海只與中央聯系,停止與華東局聯絡。該電臺在1949年3月被破,秦鴻鈞就義。

  中共地下電臺是伴隨黨和革命事業的發展而誕生的。在1928年黨的“六大”后,籌建電臺擺上了議事日程。當時,黨中央無論與湘贛邊界等不斷壯大的革命根據地的紅軍,還是與白區各地堅持斗爭的黨組織聯系,都需現代化的、更為快捷方便和安全的無線電通訊。于是,地下電臺的籌建,必然選擇了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上海。

  上海:中共首個報務員由國軍電臺培養 

  1928年10月的一天。時任中共法南區委所屬法租界黨支部書記張沈川,趕往三馬路(今漢口路)上的惠中旅館。接上級通知,中共中央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伍豪 (周恩來)要找他談話。

  走進一樓的一個房間,張沈川見到周恩來,他剛開完“六大”,從莫斯科來到上海。屋里等待談話的,有何叔衡等五六個人,沒互相介紹,談完一個走一個。張沈川記得清楚:“恩來同志和我談話時,對我的情況問得很詳細。問我過去在什么地方念書,參加過哪些政治運動。”

  “你是什么時候入黨的?由誰介紹的?”周恩來問。

  “1926年11月在南昌入黨,介紹人是朱雅林(曾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,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等職)。”

  張沈川回憶:“最后,他代表組織決定讓我去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,要我找到學習場所后,向組織上匯報。以后,李強就經常幫助我學習,每月的生活費也是他帶給我的。”

  他說的李強,為中央特科第四科無線電通訊科的科長,是籌建地下電臺的負責人。

  與周恩來談話后,張沈川留意起這方面的信息。一天,他從報上看到上海無線電學校的招生廣告。學校在老西門的蓬萊路,門口掛著兩塊牌子:一塊校牌,另一塊是“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第六軍用電臺”,并有衛兵站崗。其實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,劉鶴年臺長兼校長,辦學校是利用電臺的資源賺外快。

  化名“張燕銘”的張沈川,經考試后被錄取。為方便學習,他搬到離校不遠的菜市路(今順昌路),住在培德小學的亭子間里。組織為他買了電鍵、蜂鳴器和干電池等,還花12個銀圓買了個礦石收音機和一副耳機,相當于527.4元。那時,一個普通職員每月薪水,不過4到6元。李強來幫他裝了天線和地線,只能抄收徐家匯天文臺長波發射的法文氣象預報。

  學校第一期學員50名,1928年11月開學,全是走讀,上課在夜晚。來自交大的兩位教授教無線電學基礎知識,軍用電臺的報務員則教收發報。1929年5月結業后,經劉鶴年同意,張沈川留在電臺做實習生,并搬入電臺宿舍。同住的技工姓楊,張沈川向他學了換裝發射天線、充蓄電池和裝無線電收音機等技術。

  晚上,有的報務員要出去玩,就叫張沈川代班收發報。剛開始,報務主任還在一旁監工,幾次下來沒差錯,就讓他獨自代班。中共培養的第一名報務員,在國民黨軍隊的電臺上起了班。趁深夜一人值班之機,他偷偷抄了兩本軍用電臺的密電碼交給組織。

  到了夏天,黃埔軍校電訓班畢業來實習的張健等3人來到這里。張沈川感到,自己被他們盯上了。果然,一天上班,見收報機上貼了張紙條:“昨天晚上誰值班?工作有錯誤。”

  他想,昨晚是自己代班,值班本有記錄,明擺著是要找茬。于是,他向劉鶴年提出:現在實習人多,自己機會少,決定離開電臺,另謀職業。7月,張沈川走出了第六軍用電臺。

  莫斯科:國際無線電訓練班的中共學員 

  在張沈川進入上海無線電學校之前,在距上海西北七千多公里的莫斯科,中共開始在海外培訓無線電通信技術人員。兩條腿走路,總比一條腿來得好。

  1928年暑假前,在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(簡稱“勞大”)的上海嘉定人毛齊華,接過一份名單。給他名單的“勞大”秘書長阿勃拉姆莫索,要他這個“勞大”支部局組織委員通知方廷楨(方仲如)、陳昌浩、沈侃夫(陳寶禮)、李元杰、程祖怡與他自己一起去見他。

  在秘書長辦公室。阿勃拉姆莫索對這6人說:“應中共代表團要求,由于中國革命的需要,并得到第三國際的支持;決定派你們去國際無線電訓練班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。”他提醒,“這是絕對保密的事,跟任何人都不能講。你們白天照常在學校上課,晚上去學習。”

  一位蘇聯同志帶他們去報到。在路上,按事先約定是每人之間保持一段距離,不結伴而行,以免引人注目。走了約兩里多,到了國際無線電訓練班駐地,接待他們的也是蘇聯同志。從此,他們每周兩晚來學習,每次兩小時。平時,還是在“勞大”學習和工作,其他同學根本不知道他們有這項秘密學習任務。

  不久,學校放暑假。毛齊華在參觀東方大學野營活動時,正逢周恩來到校向中國學生傳達“六大”會議精神。吃飯時,周恩來對他說,“你們要抓緊學習,國內急需無線電通訊。”

  “短短的兩句話,給我印象至深。”毛齊華一直記著未忘。

  訓練班由蘇聯老師教授,先“嘀嘀嗒”學收發報技術,規定了每分鐘要完成的收抄數。暑假后,學習無線電基本原理、機器零件制作,還要去自動發射臺和小工廠實習。老師特別強調要學會用簡單工具制作電容器、變壓器和線圈等無線電元件,以適應國內斗爭環境的需要。

  到1929年底,毛齊華他們離開了“勞大”,搬進了訓練班的宿舍。此時,日后擔任紅四方面軍總政委的陳昌浩中止學習,被調去做共青團工作,學員變為5人。

  從1929年下半年起,訓練班課程增加了學騎馬、開車、使用武器和掌握爆破技術等,還要學習英語。內容增加了,無線電通訊仍是主業。除了參觀國際電臺,自1930年起,實際應用增多。毛齊華和他的伙伴常帶著自己制作的收發報機,乘火車到幾十公里外的莫斯科郊外開練,與業余電臺CQ(CQ是業余電臺通信中沒特定聯絡對象的普遍呼叫,一般呼叫1到3次:CQ。CQ。CQ。聽到呼叫的任何臺都可回答,發出呼叫的逐個與應答臺聯絡)。毛齊華說,“順利時,一個晚上可和十幾個西歐國家業余愛好者電臺通報。”

  1930年初冬,畢業回國的毛齊華、方廷楨、沈侃夫、李元杰4人到上海。按規定住進三馬路一家旅館。第二天,李強來了,與中共在蘇學習無線電通訊的同志會師。此為后話。

  1929年:第一座紅色電臺 

  就在毛齊華他們在莫斯科學得熱火朝天時,1929年的上海,離開第六軍用電臺后的張沈川租了房,由組織購置了無線電器材。他說,“經過一番努力,總算按照李強繪制的線路圖備樣,制成了一臺收報機。”

  留法海歸的賀果(賀培真)與張沈川同住,學習報務(后患耳病中止學習)。此時,發生一場虛驚。8月25日上午7點光景,兩人聽到樓梯上傳來一陣急促沉重的腳步聲,透過板壁縫隙,只見三四個偵探在向房東要亭子間的鑰匙,那里住的是中央軍委委員顏昌頤。

  房東說,只有一把鑰匙,在房客那里。偵探就搭起梯子,從窗戶爬進亭子間,搜查了一個小時,一無所獲。他們下樓了,邊走邊不時回望前樓。張沈川他們頓時緊張起來,因為那里有收報機和無線電器材,屋頂上還裝著天線。

  第二天,李強來了。說因叛徒白鑫出賣,顏昌頤與彭湃等人已于24日被捕 (后在龍華就義),他們需要立刻搬家。

  這時,中央從各地選調青年黨員近10名到滬學習報務,由李強和張沈川負責教。第一位學員是十八九歲的黃尚英,他雖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夜校學過,但缺乏實踐。到1929年下半年,來學習的已有王子綱、伍云甫、曾三、曾華倫等,還有劉光慧、趙蔭祥和蒲秋潮3位女同志。在白色恐怖下,不能像莫斯科那樣辦“國際無線電訓練班”,而是采取分散居住、單線聯系、登門教學的辦法。在當時的上海,上門做家教司空見慣,不會引起敵人的懷疑。

  正如曾三所說,“李強和張沈川是我黨無線電通訊事業的‘母機’,他們為黨培訓了很多無線電通訊技術人員。”他還記得,李強當時化名張振聲,張沈川化名沈哲。曾三同伍云甫同住,他倆輪流學習發和收。兩月后,買了兩副耳機和一個礦石收音機,可收聽徐家匯天文臺的氣象預報。學了四五個月后,收抄可每分鐘110到120字,達到了上機工作要求。

  此時,廣西形勢大變。李宗仁等下臺,李明瑞當了廣西的綏靖司令,與張沈川熟悉的李部政治部主任姜丕仁要他去桂,先接管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第四軍用電臺,再去省政府工作。周恩來同意了,第二天又通知他不去。“因為中央決定在上海建立無線電臺。從這時起,李強和我就著手籌建我們黨的第一座地下無線電臺。”張沈川道出原委。

  張沈川說,“在1929年下半年,我們在極司菲爾路(今萬航渡路)福康里9號,租了一幢三層樓的石庫門房子,作為電臺的秘密臺址。”周恩來介紹北京女師大學生、從蘇聯學習回來的蒲秋潮住機關,張沈川說,“我們扮作假夫妻,衣著都比較講究。樓下客廳陳設闊綽,儼然一個富裕家庭的樣子。”10月,又有黃尚英搬來。

  為盡快掌握報務技術,張沈川安裝了一個簡易裝置練習:一人在樓上,一人在樓下。天線架在三樓曬臺和屋脊上,把電線藏入晾衣服的竹竿。夜深人靜時,用氣象預報作為收報練習,天亮后撤下來。

  在加緊培訓報務員的同時他們還在研制收、發報機。這種敏感器材無處可買。李強以業余無線電愛好者的身份,到蘇氏兄弟無線電器材公司買零件和參考書,該公司專營美國RCA無線電器材。參照《無線電雜志》上的線路圖樣,進行安裝。他兒子李延明回憶,父親“設法混進上海亞美無線電公司,若無其事地在車間閑逛,眼睛卻盯著工人的操作,就這樣偷到了不少技術。當他試圖進入專門生產發報機的大華無線電公司時,被拒之門外。于是,他在公司找了個內線,借到了一臺發報機,連夜將發報機的零件一個個拆下,然后畫出草圖”。

  經過半年多研制,終于在1929年冬,成功自制了一臺發報機。張沈川倍感自豪:“機器雖然笨重,靈敏度不高,功率只有50瓦。但這畢竟是靠我們自己摸索出來的黨的第一臺無線電通訊設備,建立了我黨的第一座地下無線電臺。”

  張沈川用業余無線電臺呼號呼叫:CQ。CQ。CQ。得到了其他業余電臺的回復,幾次試下來,證明自造的機器能夠通報。張沈川說,“我們是何等的高興呀!”

 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座地下電臺運行了,李強負責機務,張沈川管報務。伴隨著輕微的“嘀嘀嗒嗒”聲,紅色電波發向上海的夜空,聯系著祖國的四面八方。

  從1928年11月張沈川學報務到李強試成收發報機,在短短一年的時間里,就在一張白紙上,留下了一串紅色的電波。那年,李強24歲,張沈川29歲。

  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批報務人員中,日后不少人成為黨和軍隊無線電通信事業的骨干,成為新中國的棟梁。令人惋惜的是,黃尚英于1930年不幸病故,正值20歲的青春年華。

  讓我們記住這些名字:李強,曾任外貿部副部長,中科院學部委員 (后改稱院士),1996年逝世,享年91歲;張沈川,曾任全國政協委員,國家安全部特約咨詢委員,1991年逝世,享年92歲;毛齊華,曾任勞動部常務副部長、部黨組副書記,1997年逝世,享年95歲;曾三,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,1990年逝世,享年85歲;方仲如,曾任陜西省委書記、省政協主席,1983年病逝,享年82歲;王子綱,曾任四機部副部長、郵電部部長,1994年逝世,享年85歲;伍云甫,曾任衛生部副部長,1969年逝世,享年65歲。(袁念琪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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